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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7月3日下午，热点俱乐部举办复会以来的第一次活动。本次活动由俱乐部指导教师，政史地教研组组长胡世民为俱乐部成员作了题为《无耻的谎言与铁的事实》——十四世达赖喇嘛与新旧西藏的讲座。胡老师的讲座史料充分、主题鲜明、观点明确、逻辑严密。胡老师充满爱国主义感情的讲座受到了俱乐部会员的热烈欢迎，同学们表示，通过听胡老师的报告，不仅增加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受到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胡老师激情演讲
同学们全神贯注
附：讲座全文
无耻的谎言与铁的事实
——十四世达赖喇嘛与新旧西藏
胡世民
本文核心观点：十四世达赖喇嘛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是“藏独”分裂势力的最高领袖和西方反华势力的忠实走狗，是祸藏乱教的祸根。他在西藏问题上散布的一系列谎言经不住事实的检验，反而进一步暴露了其丑恶嘴脸。
有一位“神”，靠说谎度日。每年阳春3月，他的“说谎季”便开张了。这位“神”不厌其烦地说：“承认历史上西藏就属于中国，这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道理的”，“西藏自古就是独立国”；这位“神”还说：现在的藏族“陷入了人间地狱般的苦难中”，惟有过去的西藏，才是“自由的西藏”；这位“神”又说，“藏人被逼无奈，最终，于1959年3月10日举行了和平抗暴”，民主改革是“镇压藏族人”的运动；这位“神”“有根有据”地说：“去年3月发生的骚乱，其实是中共军警自导自演”。这位“神”还不停地泣诉：政府“灭绝我们的语言和文化”……这位不知羞耻地把谎言说得“理直气壮”、有眉有目，哄得一些西方政客空欢喜的“谎神”就是目前在海外“流亡”的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领袖、观世音菩萨在人间的“化身”、“藏独”分裂势力的总头子、西方反华势力的忠实走卒——十四世达赖喇嘛。
达赖喇嘛的谎言绝经不住历史和事实的检验，他的谎言重复千遍、万遍也永远成不了真理。
（一）“西藏从来就是独立国”吗？
大量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一个真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这块地方自有人类活动以来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藏族自古以来的历史就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
体质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中国境内的人骨化石全都属于原始蒙古人种，西藏人与其他地区的汉族和少数民族一样，都源于以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为代表的中国北部的晚期智人。人类学家通过对西藏林芝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人骨、现代西藏人头骨特征以及对现代藏族体征的连续研究发现，藏族人的体质特征与中国华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汉族最接近。
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西藏的旧石器文化源于华北地区。而西藏的新石器文化既有自己的特点，又存在着大量中原仰韶文化和南方长江流域考古文化的重要因素。
从语言学角度，大量研究发现，藏语读音大致相当于汉语上古的发展阶段，与上古汉语读音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因此，目前语言学家们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汉语和藏语是从同一个原始汉藏语发展而来的。藏汉民族的语言是同源的，一些基本词汇的发音几乎是一致的。因此，语言学上称藏语和汉语为汉藏语系，其关系非常紧密。
从文化学的角度，藏族与内地以汉族为主的各兄弟民族有着密切的往来。据藏文史籍《新红史》记载，朗日轮赞时西藏已从汉地得到历算和医药。松赞干布时代及其后，随着文成、金城二公主的入藏，大量的汉文化传入西藏。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藏族苯教和汉族的原始道教是同源的，它们都源于上古华夏民族的萨满教。汉藏民族有着共同的底层原始宗教世界。儒家思想和孔孟之道也渗透到藏族传统文化之中，孔子被藏族同胞誉为“神通王”。
公元七世纪初，中原汉族建立起强大的唐政权。与此同时，藏族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兼并十余个部落和部族，在西藏高原实现统一，建立了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吐蕃。唐与吐蕃之间既有联合，又有争夺，但以和平往来和文化交流为主要趋势。公元821年，吐蕃王赤热巴巾三次派员到长安请求会盟。唐穆宗命宰相等官员与吐蕃会盟官员在长安西郊举行了隆重的会盟仪式。次年，唐朝与吐蕃结盟于拉萨东郊。此次会盟是在唐长庆元年（822年）和二年（823年），史称“长庆会盟”。会盟双方重申了历史上“和同为一家”的甥舅亲谊，商议今后“社稷如一”。记载这次会盟内容的石刻“唐蕃会盟碑”共有三块，其中一块立于拉萨大昭寺前。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在中国北部建立蒙古汗国。1271年，蒙古汗政权定国号为元，并于1279年统一全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西藏成为中国元朝中央政府直接治理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元中央政权在西藏推行一系列政策，实施人口普查、设置驿站、征兵征税等，充分行使了有效管理。自13世纪中叶西藏地区正式归入元朝版图后，中国虽然历经明、清、民国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
达赖的“在中国军队进入之前，西藏一直是一个独立国”一类谰言，不仅违背了铁的历史事实，而且似乎也证明了他的“健忘”。1940年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代表中央政府在拉萨主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和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坐床大典时，时年已5岁且聪明伶俐的拉木登珠（注：拉木登珠是十四世达赖喇嘛被确认为转世灵童前的俗名）不该忘记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这一幕吧！
（二）旧西藏是谁的“香格里拉”？
达赖不断吹嘘，民主改革前的西藏是一个“自由的西藏”，充满了人权、平等和自由。旧西藏俨然成了“世外的桃源”、“人间的天堂”和“香格里拉”。但是，即使是最精致的谎言也无法抹去关于旧西藏的黑暗记忆。
旧西藏实行的是延续达700年之久的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还要野蛮、还要残酷、还要反动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旧西藏的封建农奴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政教合一的中世纪式社会形态。对于旧西藏的社会形态，1904年到过拉萨的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有详细的记载。他说，当时的西藏，“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在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旧西藏社会制度的最显著特征是政教合一，宗教上层和寺庙势力庞大，既是西藏的主要政治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农奴主之一，拥有众多的政治、经济特权，支配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埃德蒙·坎德勒在《拉萨真面目》中说，“这个地方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民是他们的奴隶”。“强大的僧侣势力掌管一切。即使是佛陀本人，没有僧侣也无能为力”。据统计，民主改革前，西藏共有寺庙２６７６座，僧众114925人，其中大小活佛等上层僧侣约500人，掌握经济实权的僧侣共4000余人。当时西藏大约有四分之一的男子出家为僧。宗教势力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得到恶性膨胀，消耗了西藏大量人力资源和绝大部分物质财富，禁锢着人们的思想，成为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枷锁。20世纪20年代曾作为英国商务代表留驻拉萨多年的查尔斯·贝尔在《十三世达赖喇嘛传》中说，达赖喇嘛之所以能随心所欲地进行赏罚，就在于他的政教合一地位，他既掌握着农奴今生的生杀予夺大权，又掌握着他们“来世”的命运，并以此作要挟。美国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深刻地指出，“在西藏，社会和政府奠基于宗教目标与行为凌驾一切的价值系统之上”。“宗教的权力和特权及大寺院在阻挠进步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还说，宗教和寺院集团是“西藏社会进步的沉重桎梏”，“正是由于全民族信教和宗教首领执掌政教大权这一因素，导致西藏丧失了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势的能力”。
第二，三大领主占有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在旧西藏，官家、贵族和寺院上层僧侣组成的三大领主（即农奴主阶级）占有着西藏的全部土地——耕地和牧场和绝大部分牲畜，垄断着西藏的物质精神财富。据１７世纪清朝初年统计，当时西藏约有耕地300万克，其中30．9％为封建地方政府占有，29．6％为贵族占有，39．5％为寺院和上层僧侣占有。此后，三大领主垄断生产资料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据统计，民主改革前，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在西藏占有27座庄园、30个牧场，拥有农牧奴6000多人。１９５９年，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手上有黄金１６万两，白银9500万两，珠宝玉器２万多件，有各种绸缎、珍贵裘皮衣服１万多件，其中价值数万元的镶有珍珠宝石的斗篷100多件。而占人口９５％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包括“差巴”——领种份地、向农奴主支差役的人、“堆穷”——意为“冒烟的小户”和“朗生”——即世代的奴隶）等奴隶主当成“会说话的牲畜”，他们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遭受着极其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挣扎在极端贫困的悲惨境地中，根本谈不上做人的权利。当达赖喇嘛的哥哥在试着学习驾驶英国产的玩具汽车，与他同龄的小乞丐们正在街头与狗抢食。农奴们排着长长的队伍，从山上把石料背下来，为农奴主们盖起豪华气派的庄园别墅，而他们自己却栖身在牲口圈里、街头墙角，甚至厕所下面……英国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感叹：“我敢说，在世界历史上顽固和黑暗如此突然地暴露在科学的面前是没有先例的”。
第三，三大领主占有农奴的人身。旧西藏地方政府规定，农奴只能固定在所属领主的庄园土地上，不得擅自离开，绝对禁止逃亡。农奴世世代代依附领主，被束缚在庄园的土地上。凡是人力和畜力能种地的，一律得种差地，并支乌拉差役。农奴一旦丧失劳动能力，就被收回牲畜、农具、差地，沦落为奴隶。农奴主掌握着农奴的生、死、婚、嫁大权。正如当时的民谚所说：“生命虽由父母所生，身体却为官家占有。纵有生命和身体，却没有做主的权利。”农奴的婚姻必须取得领主的同意，不同领主的农奴婚嫁要缴纳“赎身费”。农奴生小孩要到领主那里缴纳出生税，登记入册，农奴的子女一出生就注定了终身为农奴的命运。
第四，森严的等级制度。旧西藏通行了几百年的《十三法典》和《十六法典》，将人分成三等九级，明确规定人们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平等。《法典》杀人赔偿命价律中规定：“人有等级之分，因此命价也有高低。”上等上级的人如王子、大活佛，其命价为与其尸体等重的黄金；而下等下级的人如妇女、屠夫、猎户、匠人等，其命价仅为草绳一根。西藏自治区档案馆保存的《不准收留铁匠后裔的报告》记载：1953年，堆龙德庆县一个铁匠的后裔在十四世达赖喇嘛身边做事。当十四世达赖喇嘛发现他是铁匠的后代后立即将其赶走，并命令凡是出身金银铁匠、屠夫等家庭的人均是下等下级人，不能在政府里做事，不能和其他等级家庭通婚。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藏学家谭·戈伦夫在《现代西藏的诞生》中指出，人类平等是佛教教义中的一个要素。但是，不幸的是这未能阻止西藏人建立自己的等级制度。
第五，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刑罚。农奴主运用成文法或习惯法，设立监狱或私牢。地方政府有法庭、监狱，大寺庙也设法庭、监狱。刑罚极为野蛮残酷，如剜目、割耳、断手、剁脚、抽筋、投水等。２０世纪初到过拉萨的俄国人崔比科夫在《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一书中写道：“在拉萨，每天都可以看到因贪图别人的财产而受到惩罚的人，他们被割掉了手指和鼻子，更多的是弄瞎了眼睛的、从事乞讨的盲人。其次，西藏还习惯于让罪犯终生脖套圆形小木枷，脚戴镣铐，流放到边远地区和送给贵族或各宗长官为奴。最重的处罚自然是死刑，办法是将人沉入河中淹死（在拉萨如此）或从悬崖上抛下去（在日喀则如此）”。
第六，沉重的赋税和乌拉剥削。农奴承担着沉重的地租、上百个税种和乌拉差役。仅当时西藏地方征收的差税种类就达200多种。农奴为农奴主支的差，占农奴户劳动量的50%以来，高者可达70%到80%。藏族民谚描写道：“农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钱高；农奴面前三条路：逃荒、为奴和乞讨。”
第五，惊人的高利贷盘剥。历代达赖喇嘛设有专管自己放债的机构“孜布”和“孜穷”，把每年对达赖的部分“供养”收入作为高利贷放给群众，牟取暴利。据1950年这两个放债机构账本的不完全记载，共放高利贷藏银3038581两，年收利息303858两。农奴为了活命不得不举债，欠债的农奴占农奴总户数的90％以上。法国旅行家亚历山大·达维·尼尔在《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说：“在西藏，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 农奴所负的债务有新债、子孙债、连保债、集体摊派债等等，其中三分之一以上是祖祖辈辈欠下的、永远还不清的子孙债。
第八，社会停滞不前、濒临崩溃。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严重窒息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使得西藏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直到20世纪中叶，西藏社会仍然处于极度封闭落后的状态，生产力极端低下，物质及其匮乏，就连简单的火柴都制造不出来。现代工商业和现代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几乎是空白，农业生产长期采用原始的耕作方式，牧业生产基本采取自然游牧方式，农牧品种单一退化，劳动工具得不到改进，生产力水平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极其低下。广大农奴饥寒交迫，生存维艰，因饥寒贫病而死者不计其数。拉萨、日喀则、昌都、那曲等城镇中，乞丐成群，到处可见满街要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美国藏学家谭·戈伦夫指出，虽然有人声称1959年以前一般西藏人的生活中有喝不完的奶茶、大量的肉食和各种蔬菜，但是1940年对藏东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38％的家庭从来没有茶喝，51％的家庭吃不起酥油，75％的家庭有时不得不吃和牛骨头一起煮的、与燕麦面或豆面搀和在一起的野草。“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极端反动、腐朽的封建农奴制把藏民族逼到了几近毁灭的边缘。据史料记载，在元代，西藏人口尚有100万左右，而到民主改革前的西藏人口仅有115万，在近700年的时间里。西藏地区人口仅增加10多万。曾任旧西藏地方政府噶伦的阿沛·阿旺晋美曾指出：“大家均认为照老样子下去，用不了多久，农奴死光了，贵族也活不成，整个社会就得毁灭。”
可见，旧西藏是占不到总人口5%的少数农奴主的“天堂”，对于西藏人口95%的广大农奴和奴隶来说无疑是人间的地狱。野蛮、反动的封建农奴制摧残人性、背离人道、剥夺人权，它是人类社会黑暗的一页，也是永远不能再翻回的一页。这已经是整个文明生活的共识。在人类早已将奴隶制和农奴制扫尽历史的垃圾堆的21世纪，达赖一伙却极力美化黑暗、落后的旧西藏，其居心不过是司马昭之心罢了。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本人就是昔日西藏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和旧西藏最大的农奴主，他的地位、权力和利益就是建立在这一制度上的。所以，至今他还会做重返西藏、恢复这一吃人旧制度的迷梦。在这里，我们奉劝达赖认清世界潮流，赶快清醒清醒。
（三）是“和平抗暴”还是武装叛乱，是“陷入了人间地狱般的苦难中”还是自由幸福？
1959年3月10日，以十四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反动上层集团为保住政教合一的农奴制永不改变，不惜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公然撕毁《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发动了旨在分裂祖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从3月28日开始，中央政府领导西藏各族人民一边平叛一边进行民主改革，历时两年时间，彻底埋葬了延续700多年、给西藏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封建农奴制，解放了百万农奴和奴隶，使他们从“会说话的牲畜”变成了有家、有业、有尊严的自由公民。世界上最后一个最大的封建农奴制堡垒被攻破了，西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藏民主改革，是与美国解放黑奴、欧洲废奴运动和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比肩而立的伟大历史事件，谱写了世界人权史上的光辉篇章，堪称世界人权进步的重要里程碑。与19世纪欧美各国的废奴运动相比，唯有中国西藏采取的是民主改革的途径、通过和平的方式实现了百万农奴和奴隶的自由和解放。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创举，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权事业做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那么，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的十四世达赖又是如何说的呢？今年3月10日，达赖在所谓的“和平抗暴”50周年纪念集会上，将50年前的那场武装暴乱美化为“和平抗暴”；又胡说什么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藏人陷入了人间地狱般的苦难中”。
对于前一个谎言，最有力的揭露和批驳的证据恰恰是这个达赖在50年前亲笔书写的三封信件。1959年3月10日拉萨发生叛乱后，达赖分别于11日、12日、16日给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负责人、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将军写了三封信，信中说：“反动的坏分子们正借口保护我的安全而进行危害我的活动，对此我正设法平息。”“反动集团的违法行为，使我无限忧伤……以保护我的安全为名而制造的严重离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事件，我正尽一切可能设法处理。在16日的信中，他还表示，已对地方政府官员等进行了“教育”和“严厉地指责”，并表示几天后还可能到军区去。但是，３月17日夜，达赖喇嘛与噶伦索康、柳霞、夏苏等叛乱头目一起逃离拉萨，前往叛乱武装的“根据地”山南。叛乱失败后，又逃往印度。
时隔50年，达赖却出尔反尔，歪曲事实，将他曾经定性的“坏分子们”和“反动集团”说成是“被逼无奈”，将武装叛乱说成“和平抗暴”。这是对“和平”这一美好词汇的最粗暴践踏。
事实上，真正被逼无奈的是中央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改革西藏社会制度已现实地摆在了党中央的面前，也现实地摆在了西藏各阶级、各阶层的面前。《十七条协议》第十一条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广大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西藏许多上中层的开明人士也认识到，如不改革旧制度，西藏民族断无繁荣昌盛的可能。但是，考虑到西藏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情况，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的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极为宽容的政策，耐心劝说和等待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并给他们以充分的时间。1956年，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实际，又作出“六年不改”的决定，等待西藏上层的觉悟。1957年1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访问印度期间向达赖、班禅及随行的西藏地方政府主要官员转交了毛泽东主席的信，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强调六年不改，六年之后是否改革，仍然由西藏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3-1967年）期内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可以说，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仁至义尽，作出了最大让步。为实现和平民主改革，中央争取了八年、忍让了八年、等待了八年；百万农奴看了八年、想了八年、盼了八年。但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人为维护农奴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根本反对改革，企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他们蓄意违背和破坏《十七条协议》，变本加厉地策划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直至发动武装叛乱。
1959年3月10日晨，叛乱分子胁迫2000多人去罗布林卡，散布“军区要毒死达赖喇嘛”的谣言，呼喊“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叛乱分子还打伤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的桑颇·才旺仁增，用石头将爱国进步人士、自治区筹委会委员堪穷帕巴拉·索朗降措活活打死，并拴在马尾上拖尸到市中心示众。随后，叛乱头目连续召开所谓“人民代表会议”、“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宣布“西藏独立”，全面发动武装叛乱。西藏上层反动集团的叛乱违背了历史进步潮流、与西藏人民利益背道而驰，注定是要失败的。
达赖喇嘛离开拉萨后，叛乱分子调集约7000人，于3月20日凌晨向在拉萨的党政军机关发动全面进攻。人民解放军驻拉萨部队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的情况下，于当日上午10时奉命进行反击。在西藏各族人民的支持下，只有1000余人的解放军，仅用两天时间，便一举歼灭了集结在拉萨地区的叛乱武装，平息了拉萨的叛乱。之后，又继续迅速平息了西藏其他地区的叛乱活动。
鉴于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已经完全走上叛国的道路，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发布国务院命令，决定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地方政府职权，由十世班禅额尔德尼代理主任委员职务。与此同时，中央人民政府提出“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领导西藏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现了百万农奴和奴隶梦寐以求的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权利。
对后一个谎言，更是不值一驳。民主改革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在中央的大力支持和全国各地的无私帮助下，西藏各族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使西藏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社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西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政治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人民第一次真正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昔日的农奴和奴隶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正是：“新旧西藏两重天”、“短短五十载，雪域跨千年”。
50年来，最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变化并享受其福祉的，莫过于280多万西藏百姓——
民主改革前，西藏农牧民没有生产资料，几乎终身负债，根本谈不上纯收入，2008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3176元，1978年以来年均增长10．1％，2003年以来年均增长达到13．1％。2008年，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482元，比1978年的565元增长21倍。
民主改革前，西藏９０％以上的人没有自己的住房，农牧民居住条件极差，城镇居民人均不足３平方米。当时的拉萨城区仅有２万人，而城周围居住在破烂帐篷里的贫民和乞丐就有近千户人。而今，西藏人民的居住条件得到了巨大改善。通过推进新农村建设、实施安居工程，已有20万户、百万农牧民住进了安全适用的新房。2008年，农村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22．83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3平方米
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适龄儿童入学率不足2％，文盲率高达95％。５０年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发展西藏教育事业，使西藏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城乡免费义务教育。从1985年开始，在农牧区实行以寄宿制为主的中小学校办学模式，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2008年，西藏73个县（市、区）已全部实现普及六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文盲，其中70个县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民主改革50年，西藏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也得到国际上一切不持偏见的人士的肯定和赞誉。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到新西藏时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政府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现代的基础设施，修建了公路、机场和通向拉萨的青藏铁路，西藏人如今可以通过手机和互联网与外界联系。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西藏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大大改善。20年前的拉萨还仅仅是一个拥有庞大宫殿的小城镇，而今，宫殿依然矗立，但拉萨却已经成为一个商业繁荣、旅游业发达的大都市了。
（四）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民族特性濒于灭绝吗？
今年3月6日，达赖在接受一家西方媒体采访时说：“汉人要除掉我们的语言和文化。”3月10日又老调重弹说：西藏的“宗教、文化、语言、民族特性等濒于灭绝。”真的如此吗？且让我们看一看以下事实：
目前，西藏共有1700多处各类宗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约4．6万人，充分满足了信教群众的需求。寺庙学经、辩经、受戒、灌顶、修行等传统宗教活动和寺庙学经考核晋升学位活动正常进行。据不完全统计，西藏现有６０余座学经班，学经僧人约6000人。活佛转世作为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得到国家的尊重。西藏的宗教活动多种多样，宗教节日频繁举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藏陆续恢复了各教派各类型宗教节日40余个。僧俗信教群众每年都组织和参加萨噶达瓦节、雪顿节等各种各样的宗教和传统活动。
目前，西藏实行藏、汉语文并重，以藏语文为主。目前，所有农牧区和部分城镇小学实行藏汉文同步教学，主要课程用藏语授课。中学阶段也同时实行用藏语和汉语授课，并坚持在内地西藏中学开设藏语文课。在高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考试中，藏语文作为考试科目，成绩计入总分。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政府包括政府所属部门下达的正式文件和发布的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程序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也使用藏文。各单位的公章、证件、标识以及机关、厂矿、学校、车站、机场、商店、宾馆、餐馆、剧场、旅游景点和体育场馆、图书馆等的标牌和街道、交通路标等均使用藏、汉两种文字。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自1959年建台以来，始终以办好藏语广播为重点，目前共开办有42个藏语（包括康巴语）节目（栏目），藏语新闻综合频率每天播音达21小时15分钟，康巴语广播频率每天播音17小时50分钟。西藏电视台卫视频道开播后，专门开设藏语频道。2007年10月1日藏语卫视实现了24小时滚动播出。目前，西藏有14种藏文杂志、10种藏文报纸。藏文于1984年实现了信息化处理，并开发出与汉英兼容的藏文软件操作系统。藏文编码国际标准于1997年获得通过，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字中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文字。
目前，西藏优秀传统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藏族学者旦增伦珠说：比如藏戏，过去仅限于拉萨和少数地区，个别的节目才表演，而且为少数农奴主所独享。现在，藏戏的7个传统剧目全都保留下来，并且走向全中国和世界。再如歌舞，过去仅限于宫廷演出，现在经常出国演出。再有，西藏传统的笑话通过改编，与相声融合成为藏语相声。这在过去根本没有，现在非常受欢迎。再比如，《格萨尔王传》。据粗略统计，目前，《格萨尔王传》至少有120部、100万诗行、2000余万藏文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那些在旧西藏被当作乞丐而受尽屈辱和苦难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如今被当做“国宝’,作为人民艺术家，受到尊重和保护。
结束语：
为废除美国奴隶制度、为维护国家统一不惜一战的林肯总统曾经说过: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某些人，但你绝不能在所有的时候欺骗所有的人。其实，在铁的事实面前，达赖喇嘛的谎言一揭即穿，一戳就破。对此这次“大慈大悲”的大活佛、被西方人捧上天的“人权卫士”比谁都心知肚明。西方有句谚语说得好：“政客为一己私利，可以为私欲为。”为达到“藏独”的目的，达赖集团已经并将继续不择手段地撒谎，以迎合其西方主子的反华意图。然而，假的就是假的，谎言重复千遍仍是谎言。在铁的事实面前，在高度信息化的世界里，捏造事实无疑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实，这位“谎神”在铁的事实面前已经心慌意乱、语无伦次了，其丑恶嘴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识破看透。这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它奔得太快，会把力气都奔完了”。
托马斯·潘恩说过：“如果一个人说得自己都不相信的话，那么他就准备着犯下任何罪行。”我想，能对这句话做出最好注脚的莫过于咱们这位“非暴力”的“和平大使”去年精心组织和策划的“3·14”拉萨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了。可是，佛祖说得好：“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在这里我们也要再次奉劝这位“曾经沧海”、年逾古稀、恐怕来日不多的“大海一样的上师”（注：“达赖喇嘛”一词的汉语译意）彻底放弃“西藏独立”，回到爱国立场上，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国家、为藏族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不要最后身背骂名客死异乡。但愿十四世达赖喇嘛不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西藏的民主改革》白皮书
2、贾庆林：《在纪念西藏百万农奴解放5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3、新华社记者徐京跃、魏武《让事实揭穿谎言——七问达赖喇嘛》（2009年3月26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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